这些顺义妈妈宁可让孩子们学种地，或者花大钱学其他东西，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刷题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觉得这样鸡娃没有意义。另一方面，想以这样的方式不鸡娃，需要一些前提，也要付出一些代价。 不鸡娃的理由 周晓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被女儿的老师叫到学校。下午4点半，北京朝阳区望京街道的一所小学刚刚放学，女儿的几个同班同学认出了她，说：“玲玲妈妈，你又来了，玲玲今天又被老师留下了。” 在周晓看来，如果有什么事能列入成年人的十大尴尬时刻，那么被孩子的老师叫去学校训话绝对能排进前三。她今年44岁，是一家全球500强公司的中层，公司下属工作出了错，都是她批评别人，如今站在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老师面前，还要一口一个“老师费心了”。 女儿还是老问题：在学校做不完作业。老师要求学生在学校做完家庭作业，但女儿说“既然是家庭作业，为什么不能回家再写？”因为这件事，周晓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被叫到学校去谈话。 周晓把这形容为女儿“小小的反抗”。她跟老师商量过，女儿做作业慢，作业又那么多，能不能回家以后再做？老师说不行，这样就跟其他孩子不同了。但为什么非要跟其他孩子一样呢？她很想这么告诉女儿，你没有错，但话到了嘴边总变成了，“没办法，学校就是这样规定的”。 同样为作业太多而苦恼的还有徐丽的儿子牛牛，牛牛也在望京读小学三年级。在北京，三年级是个特殊的时期，因为要进行统考。“学校和班级之间的成绩会进行比较。”为了不让班上的学生拖后腿，在三年级最后一个月，每个人都要刷卷子，一天做一张。有一回牛牛做了不及格，徐丽拿到卷子一看，这些题孩子是会做的呀，怎么会错呢。 牛牛是个敏感的男孩。“压力大，他会紧张，反而会出错。如果让孩子觉得学习没有意思，陷入这种循环里，就没有太大意思了。” 作业和刷题，只是鸡娃这个系统里很小的一部分。更让周晓、徐丽这些妈妈们担心的是鸡娃这个系统正试图让孩子们“变得越来越相似”。 “就像都要刷题争排名，大家还要遵守相同的规定。”比如，下课之后要靠右边走，走廊里面不能大声喧哗，不能奔跑，否则就要罚抄作业。体育课也不能自由地跑跑跳跳，而是一遍遍程式化地做操和锻炼。课间，老师会留一些课后作业，这样就方便管理。而且更让家长痛苦的是，有一部分孩子的作业都需要家长来完成，比如做手工之类。“你甚至没法让孩子自己做，因为孩子做得不好看，输给其他孩子，就是给班上丢脸。当所有孩子和家长都遵守这些规定，差异化就消失了。” 不遵守规定也会受惩罚。有天晚上睡觉前，牛牛问妈妈，“如果因为某个人的错误，老师就惩罚所有人这样对吗？”一问才知道，牛牛是被班上一个同学上课说话打扰，结果被连带着惩罚了。 更让徐丽警觉的是，在惩罚的措施之下，老师成了孩子心中的绝对权威。每次她的观点跟学校教的不一样，牛牛都会说“这是我们老师说的”。 她自己是不迷信权威的。当年从北大毕业之后，她和丈夫第一份工作都是在500强的外企。“当时公司文化是，鼓励挑战权威，你的上司对你来说不是管理者，而是服务者，每个人的想法都应该被尊重。”这个理念一直延续至今，“老师应该是学生的朋友，而不是发号施令的角色”。 更重要的是，几个妈妈同时发现，孩子回家后的笑容越来越少了。 “如果还在这种体系里，孩子会很挫败。周围的环境里大家都在拼，你不拼，就会被当成异类。”这些妈妈们想出的办法，是把孩子送去一所不鸡娃的学校。 种地才是正经事 这些不想鸡娃的妈妈们大多集中在北京的顺义区。 刘菲的的儿子苏阳今年11岁，上四年级，每天放学回家，其他孩子可能还要参加补习班，他已经直奔家里的菜地了。他最近的兴趣是种黄瓜。 他们家住在顺义后沙峪的别墅里，拉开一层餐厅的玻璃门，外面就是自家的院子。院子有70平方米，专门开垦出一半来给儿子种地用。今年夏天，蔬菜们长势旺盛。几十颗油麦菜到了可以吃的时候，西红柿已经坐果，缠绕在架子上的黄色丝瓜花正在盛开。 他种地的兴趣是在学校培养起来的。学校的操场上有一片地，会按照二十四节气，组织学生们种植应季蔬菜，自己种菜自己吃。 “感知真实的世界是人生中的重要一课。”刘菲很认同学校的这个观点，她觉得自己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会刷题的孩子，“他的学习能力，应该是出自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和热爱”。 刘菲出生于湖北一个小县城，从小到大一步一步考进当地最好的初中、高中，又经过两次高考，最终上了人大。高中每天除了考试就是刷题，直到她上了大学才面临“自我”的拷问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她大一时参加辩论，讨论人生的意义，才觉得自己从小学到高中，“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怎么考第一这件事上了”。但是，大学里优秀的同学太多，她连“考第一”也做不到了。“我当时就下决心，以后要是有了孩子，不要让我的孩子再过一遍这样的人生。” 正是为了满足这部分“觉醒”后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需求，一些反对鸡娃的私立学校诞生了。 苏阳上的学校就是其中一所。这个学校已经创办7年，起因是创办人谢康为自己的孩子找不到一所最合适的学校。她的孩子本来可以上清华附小，也放弃了，因为不愿意把孩子培养得“千篇一律”，就自己办一所。 她办的学校跟很多学校的授课内容截然不同，比如，孩子们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汉语拼音，所有的汉字都从字的起源，比如象形文字开始学起。与此同时，在学校里还要学纺织、刺绣、种菜，还有影子课，每天要外出量影子的长度，通过影子的长度算出现在的时间。 教室也不同。拿一年级来说，一年级一整个学年都围绕植物这个主题来教学，光教室里就摆了几十种学生们采集回来的植物标本；窗台上还有学生们种的几十盆植物，有满天星、迷迭香、荆芥等等，每个学生都要写植物生长的观察记录。墙壁上，还贴着“春雨惊春清谷天”等二十四节气的照片，这些也是教学的内容之一。 在这里，学科类的课程是次要的，认识世界是主要的。课表上，每天只有一节英文课，剩下的是国文经典晨读课、体能课、思维课，每周三还有半天的“外出学习”时间，会去一些植物园之类。至于音乐欣赏课，听的是勃拉姆斯《摇篮曲》、贝多芬《小步舞曲》，等等。 教室里还有一面问题墙，列出了孩子们的问题：玉米为什么是黄色的？为什么有植物？世界上的物品是根据什么来取的名字？ 不鸡娃的代价和前提 在北京，想以这样的方式不鸡娃，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首当其冲的代价就是金钱。在顺义，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普遍都在20万元以上，还不包括参加各种活动、聚会和餐费之类。以另一所就读于私立学校的顺义妈妈刘荷为例，她给儿子报的马术夏令营，10天时间就要2万块钱。这样的夏令营，她儿子已经参加了4次。 比起参加奥数等各种培训班，以这种方式支持孩子的兴趣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。为了让儿子能够在骑马这项爱好上有所成绩，她在京郊的马场里养了两匹马，每匹马每年饲料和管理要花18万元。 最近他的儿子对骑马的兴趣有所减弱，新的兴趣是经商赚钱。一次私立学校组织出国游学，儿子专门带了一书包的故事书，到了国外租给同学们看，每本书收1块钱租金。她觉得挺有成就感，因为儿子才12岁，“就已经开始尝试这么多的可能性”。 这些顺义妈妈宁可让孩子们学种地，或者花大钱学其他东西，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刷题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觉得这样鸡娃没有意义。 顺义后沙峪，号称是中国“财富浓度”最高的地方之一。根据统计，从机场高速到火沙路，约10公里的温榆河北岸别墅带，聚集了大大小小约14个别墅盘，如果算上距离河岸1公里左右的别墅盘，更是超过20个。 “我也想过，鸡娃拼的是什么，我想很多家长拼的是上个好的小学，然后上个好的中学，最后考个好的大学，找个好的工作。那找个好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过上好日子。”刘荷说，“对于我们来说，过好日子这事不是已经实现了吗？我们不用在这个领域拼了，我们首先是要学习如何做一个人。” 一名学校老师说，学校目前有几十名学生，近一半都是全职妈妈在带，“你要给孩子持续的关爱和关注，肯定要牺牲自己的时间”。在这样的家庭里，夫妻双方往往都是高学历、高收入，但为了培养孩子，通常妻子一方会放弃自己的事业。听起来，这或许是一种牺牲，但其中一个清华毕业的妈妈说：“我不会把我的全部生活寄托在孩子身上，每天孩子上学的时候，我会安排自己的生活，社交、骑马、做瑜伽，我自己的圈子也很忙的。” 为了不鸡娃，谢康也辞掉了外界看起来光鲜的高管职位，拿出积蓄办学校。学校一年学费定价20万左右，有人质疑过她学费不便宜，她回答说：“在中国，你就在这个内卷化的社会中，你没有办法，只有收入到了这一层的人，才有可能跳出来。” 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些顺义妈妈们追求的“不鸡娃”，似乎也是“特权”。 真能跳出那个筐吗？ 女儿的笑容回来了，这让周晓觉得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。 “孩子的笑容多，是她自信的表现。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，要是没有自信，也会怀疑这件事我是不是不适合做。”到了新的学校，周晓感触最深的，是老师承认孩子的差异，并且鼓励孩子去做自己坚持的一些事情。 “在得知自己要转学的时候，我女儿还哭了，她说还挺喜欢原来班上的同学，等到了新的学校，遇到了陌生的人、陌生的老师，一开始玲玲处于自我保护或是什么，比如说小朋友之间碰了一下椅子，或是拿了一块橡皮之类的，她会发脾气大喊大叫。” 让周晓觉得安慰的是，新学校的老师并没有第一时间遏制住玲玲，“老师跟我说，要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情绪表达，他释放出这个情绪以后，慢慢找到冷静下来的方式，正确看待新的环境和新的同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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